毛泽东的宗教观

点击量：921 2011-09-14 10:53:48 【大中小】【打印】【关闭】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但对于宗教，也有其独到的见地。研究毛泽东的宗教观，意义是重大的。横向来看，宗教观在整个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虽然比重不大，但占有特殊的地位。加深对它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起源和发展的把握更清楚、理解更完整。纵向来看，对毛泽东宗教观的探究，是用历史的事实，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伟人及其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地分析毛泽东思想发展脉络、正确地描绘伟人的真正面貌将会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毛泽东的宗教观也比较困难，这不仅有资料不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涉及的问题相对复杂，难以驾驭。
　　一、少年时代的佛教信仰
　　佛教诞生于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由于佛教积极适应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同时注重迎合下层群众的心理，所以能对各个社会阶层产生深入持久的影响，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曾有过较为深刻的分析，“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１９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佛教信仰主要是受其母亲文七妹的影响，又与家乡韶山毛氏家族信佛的传统相承接，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佛学研究热潮密不可分。关于家庭的宗教信仰情况，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道：“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说明毛泽东小时候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当然，由于条件所限，他能够接触到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佛教常识，而且这种信仰当中还混杂有在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此外，清朝末年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佛学研究热潮也影响到了毛泽东的佛教信仰，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所谓“应用佛学”就是摒弃宗教当中的迷信因素，充分利用宗教信徒的虔诚之心，建设国民新道德，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应当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使毛泽东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为此后毛泽东彻底摆脱佛教信仰完成了理论铺垫。
　　二、世界观转变时期的宗教理解
　　毛泽东的佛教信仰是短暂的，当他年纪渐长，初步接触到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对神佛的信仰就开始产生动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怀疑也在加深，以至于后来完全背叛了先前的佛教信仰。毛泽东对佛教信仰的“背叛”，源于他对宗教与信仰问题的理性思考，而这种理性直接来自“应用佛学”的影响。“应用佛学”理论曾深深地影响过青年毛泽东，促使他在重新思考宗教与信仰关系问题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佛教信仰。毛泽东在1913年11月23日所记的《讲堂录》中写道：“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文中所言的“大宗教家”、“传教之人”，是指自身具有坚定信仰，并立志将信仰向民众宣传、普及的人物。这样的人所具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理想、大信仰。由此可见，年方20岁的毛泽东已将“宗教”和“信仰”做了初步的区分。到了1917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所加的批注中，更是明确指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这表明在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中，信仰就此与宗教告别，而寻找更为宏大的理想归宿。
　　在毛泽东逐步摆脱佛教信仰的过程中，随着学识的精进、视野的开阔，加上“放眼看世界”思潮的推动，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世界宗教知识大量涌入他的思想体系。比如在1917年4月1日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有“释氏务求寂静”和“释迦往来传道，死亦年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的字句，表明步入成年的毛泽东对于宗教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佛教，开始接触、了解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世界性宗教，并在文章写作中有所运用。20世纪初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世界观转变时期，对宗教的虔诚感情逐步地削弱，宗教信仰也随之淡薄，但对宗教理论的兴趣反而加强了，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关于宗教的功用
　　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早年由蔡元培先生译成中文，是毛泽东在读湖南第一师范时所用的伦理学教材。他曾在这本约10万字的教科书上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这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可见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形成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该书的第8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中，泡尔生提到“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神的功用在于保护弱者，威慑恶势力。毛泽东在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但他并不就此认定宗教存在合乎理性，又言“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同为天下之恶魔也。”这表明他将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视为束缚人性发展的“恶魔”，“罪莫大焉”。以上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已对宗教的双重功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初步揭示了宗教的“双刃剑”属性，同时也言明宗教本身和宗教的外在组织形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须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宗教崇拜的本质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说道：“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古今中外的宗教崇拜偶像、神灵，皆为广大民众神化起来的，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就在人间。毛泽东这一“人创造神”的思想，不论是对于其个人的世界观转变，还是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造，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宗教崇拜的本质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已经能够揭示出宗教的“异化”属性。这既可以说是广大知识分子在探求真理道路上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祛魅”进程在人们头脑中引发的观念革命。
　　（三）关于佛学研究
　　青年毛泽东对佛学研究的心得，在其早期著作中主要反映在他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的批注，具体来说有“无我”与“惟我”、“三世一时”和“一多相容”等方面。首先，毛泽东在批注中表示要抛弃“无我”转向“惟我”，注重个体价值，强调精神的能动性。“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通过佛学极力张扬人之个性。其次，毛泽东在佛教华严宗“一念三千”思想的间接影响和谭嗣同“三世一时”的直接启发下，认为“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此可证明无所谓时间。地球之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毛泽东用有限的运动形式（“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来衡量无限的运动形式（时间），自然会导致形而上学，以致抹杀时间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差别，否认时间的客观性。再次，在批注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相别”来说明宇宙及世界的千差万别，对于佛教所倡导的“泯差别”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毛泽东主张矛盾的对抗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不可避免的，无差别无矛盾的“大同世界”不过是劳动人民的美好幻想。
　　三、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宗教政策与理论探索
　　1920年前后，毛泽东已逐步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宗教思想主要集中在对佛教的信仰以及对宗教理论的初步探索上，那么在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宗教思想的性质也随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思想，其内容也主要涉及宗教政策方面，当然也夹杂有大量对宗教的学理研究。
　　（一）革命年代的宗教认识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作为革命家毛泽东一直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的中心，转战南北，日理万机，但他同时作为一名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哲学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并作出了相关的论述。在宗教的本质问题上，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自然力，认为超自然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其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在宗教起源问题上，他认为：“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是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关于宗教在阶级社会的发展，毛泽东说：“生产发达，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发达，对自然力与社会力之逐渐理解，哲学也出现了。”毛泽东上述宗教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相一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解放区的宗教工作，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宗教这条特殊渠道开展统战工作，藉以提高党的声望，扩大党的影响。
　　1939年7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派会员前往延安建立国际学生疗养院，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同年11月，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联名电唁因病逝世的著名抗日救亡人士马相伯神父，对其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共产党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不等于共产党员可以信教。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同时还要积极倡导科学精神，反对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入思考了如何在解放区普及科学、破除迷信这个重大问题。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来消除迷信”作为党的既定政策早已有之，在革命年代就已相当成熟，构成了毛泽东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国之后的宗教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宗教工作，积极创新宗教理论，善于团结宗教人士，使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走上正规，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宗教思想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宗教信仰自由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并带动了其他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在建国之后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宗教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诸多宗教政策的制定、执行，既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依据，又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宗教状况，因而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普遍性，又体现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灵活性和特殊性。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从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毛泽东的讲话宣告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表达了党积极保护合法宗教信仰的诚意，打消了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教群众的疑惑和顾虑，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与藏族人士的谈话中说：“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可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建国后毛泽东对宗教政策的重视，着眼点逐渐由统战工作转向群众工作。除对宗教界上层人物仍从统一战线角度看待以外，就对待广大信教群众而言，宗教工作更多是被当作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加以考虑的。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对一位来访的伊斯兰国家共产党领袖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1961年1月23日，他在和十世班禅交谈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集中体现了其宗教思想的独到之处。群众性是宗教的重要特性，只有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才算得上是做好了宗教工作。共产党人不能放弃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搞好中国的宗教工作，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在宗教工作领域所贯彻的彻底的群众观点。同时也告诉人们，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是有区别的，信教群众同样属于“人民”的范畴，共产党人也要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人开展信教群众工作的逻辑前提，也是共产党人进行信教群众工作的目的所在。
　　继续保持宗教理论的研究热情，灵活运用宗教知识，鼓励、倡导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宗教问题。
　　毛泽东对宗教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解放后尽管公务缠身，但仍然坚持研读宗教经典，广泛涉猎与宗教有关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成果。因此，在毛泽东后半生的许多讲话和政论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某一宗教语言或思想来论证观点、增加文采，在诸多党的领导人中可谓独树一帜，这些都为我们深入探求毛泽东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道教经典《老子》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十分看重该书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矛盾转化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并且举了抗日战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平日喜爱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经典，这与他早年的佛教信仰不无关系。毛泽东先后读过《金刚经》、《坛经》及《华严经》等佛教典籍，并与宗教界人士相互交流认识和体会。1853年3月8日，他在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时又说：“以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在汉传佛教的若干宗派中，毛泽东比较欣赏的是禅宗，从上面的谈话中即可看出这一点。原因在于毛泽东将禅宗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佛教，将其佛经理解为劳动人民的佛经。1963年12月，他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中提到，“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说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宗教理论研究状况并不满意，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毛泽东看来，没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和高质量的刊物是主要原因，应作为当务之急加以解决。同时，他还提到了由陈铭枢等人创办的《现代佛学》杂志，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留意并阅读过这个刊物。而毛泽东对任继愈的文章给予肯定，主要是因为任继愈注重将宗教思想纳入到哲学史的研究框架当中，故毛泽东有“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的批示。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宗教观当中关于宗教理论方面的内容建立在他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属于个人的学术成果；而关于宗教政策方面的内容，则应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对党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