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收入分配研究的最新进展

点击量：641 2010-06-24 09:31:39 【大中小】【打印】【关闭】

与国内研究不同，国外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往往是笼统的，不区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但从国外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有所涉及，相对来说，再分配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初次分配。鉴于对国外再分配研究的介绍相对较多，本文侧重于对国外初次分配研究的关注。梳理国外最新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各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自20世纪？o年代以来， OECD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到20世纪70年代有所改善，但是从80年代开始不平等再次扩大，这在美国比较明显，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法国、日本和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最近利用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收入不平等情况扩大了。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收入不平等情况有所加剧，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中国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历往往被认为是增长与公平相伴随的例子。中国台湾的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下降到1964年的 0.321.1964—1970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下降，从0.321下降到1980年的0.277.然而从1980年开始，随着中国台湾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基尼系数也开始上升，从1980年的0.277，上升到1993年的0.316.中国台湾的这种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与库兹涅茨曲线相反的结论。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增长，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农民和城市居民中间都有所体现。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多个阶段。拉维·坎波（Ravi Kanbur）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收入分配和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把增长和工业化看作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对分配的结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个阶段是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强调增长和分配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认为政府需要干预这个过程。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只要政策调整得当，在短期和长期内快速增长和分配之间不存在冲突。第四个阶段刚刚开始。一股新的思潮对于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思潮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环境下，随着增长策略的短期效果和随之所遵循的发展路径，在增长和公平之间没有折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重视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更加明显。
　　
　　与理论研究相对应，关于增长与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非常多，这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库兹涅茨的工作。后来，很多学者继续利用跨国数据，或者利用一国时间序列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人们利用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不平等测量方法，以及不同的经济计量方法，对不平等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甚至有些人用相同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直到现，在，对这一命题既有证实，也有证伪的分歧。显然，在不同的国家，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并非简单的倒“U”型关系。
　　
　　反过来，收入分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克拉克（Clarke）指出，不平等往往被看作是增长必须要承受的必要的罪恶。这种观点认为，不平等是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并最终导致个人收入的增长。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指出，不平等有损增长，因为不平等的增长会引起更多收入分配方面的冲突，从而导致更多的经济干预和高税收。另外，很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不平等程度高对经济增长有害。经济平均增长率和不公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三、调整初次分配的必要性
　　
　　随着世界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公正和生产效率（或者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分配进行调整有利于经济增长。要调整收入分配状况，初次分配非常关键。
　　
　　1.当前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加剧与初次分配有关。对比韩国金融危机前后的收入分配情况可以发现，危机之后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危机前收入增长率高，而危机后家庭收入出现了迅速下降。将每个阶层收入变化进行分解研究发现，收入主要可以分解为增长部分和转移部分。金融危机前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化，81%是由增长因素引起的，19%是由于转移因素造成的，而危机后收入变动的83%由增长因素引起，17%是由转移因素造成的。如果财产和金融收入被正确估计，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可能更加恶化。没有人会否认，不仅工资收入，而且财产和金融收入都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
　　
　　中国台湾收入分配状况的发展也说明，初次分配对收入公平具有重要作用。楚（Chu）指出，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得以提升，土地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台湾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资本所有者收入的增加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然而此时出口驱动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且对普通工人的需求增长更快，结果使得平均工资上升，而且低教育程度的工人工资上升更快，缩小了工资之间的差距，使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入差距不大。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的劳动力供给整体出现了下降。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货币升值，打击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经济进入到技术密集型海外投资的发展阶段。随着需求的增加，熟练工人的工资持续上涨。同时，资本和财产在收入中的份额逐步增加。这些因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上升。
　　
　　在中国内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与初次分配密切相关。在农村地区，这种扩大是由各种形式的非农收入不均等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的，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城市地区，与企业改革相关的工资不平等加剧，国有企业重组使得部分工人下岗，也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
　　
　　2.单纯的再分配难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桑德斯（Saunders）指出，市场因素和其他因素近年来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对此无法加以矫正。为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刺激就业，比提供福利措施更为有效。福格尔（Fo gel）也指出，19世纪后期，经济学家都在关注机会公平。接下来的百年中，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实物比如食品、衣服和住房等物质条件。这可以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消费来达到目标。但是由于税收潜在的非激励效应以及收入主要集中在独立工人上，税收失去了对收入分配的部分影响。
　　
　　欧洲和中亚地区不平等的上升反映了来源于不完全和非竞争市场、扭曲政策和腐败政府行为引起的广泛存在的准租金。如果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能够改善治理，那么这些地区的不平等将会下降。然而减少不平等并非是自动的过程。现在的不平等可能固化，并影响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从而不容易逆转。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几十年来努力通过平民政策（大规模的补贴计划、没有管理的累进制税收、严厉的劳动立法）减轻不平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把就业保护和创造就业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艾姆波（Am— able）等人指出，就业组织和收入再分配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系统的两大支柱。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波图拉（Bertola）和博瑞（Boeri）坚持认为，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由再分配决定的收入保护（income protection）和由规制决定的就业创造（employ ment protection）之间的一个均衡。
　　
　　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有人可能担心这将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调整初次分配以纠正市场分配的不足不会损害整体社会福利。比如，如果收入差距完全由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决定变量引起，通过干预达到结果均等将影响刺激和激励，整个社会福利将出现不良效果。然而，如果不平等结果不完全是努力的差别，而是由于人们不同的特征影响了个人能力，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四、影响初次分配的因素
　　
　　1.政治制度。在社会转型期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非常明显。私人部门的发展、私有化、价格管制的减少，以及补贴的降低，都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东欧转型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能用市场因素或生产力差异、管理和风险倾向来解释。政治影响、有效的游说活动、个人关系、裙带关系和腐败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经济系统的扭曲、高通胀、高管制、税收扭曲、补贴、公共所有制、政府活动不透明等，都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除了政府公共支出以外，一个能够保证公平、公正，减少滥用职权和腐败的好的制度，对于达到较好的收入分配结果也很重要。
　　
　　2.资本收入。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对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提供解释。而且资本收入相对于其在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而言，它对收入分配的总体不平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在德国和美国更加突出。资本收入究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有不同的看法。考虑到资本收入集中在收入分配的上层群体，人们可能会说资本收入的增长将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财富活动的资本收入在老年人中更为普遍，他们经常处于收入分配的中下层。由于年龄的变化和个人退休基金重要性的提升，对收入分配将有一个平均化的效应。一般来说，资本收入与经济发展和利率有很大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 OECD国家都在降低利率，这将对资本收入产生平均化影响。在国外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资本收入对收入分配影响重大。阿特金森（Atkin son）认为，增长的资本收入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哥特夏克（Gottschalk）和斯麦丁（Smeeding）利用在其他因素中资本收入的增长来解释收入分配上层的高收入，并强调指出，随着收入和资本收入关联性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了。
　　
　　3.市场因素。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和给定的国家，如果政府不通过税收、消费政策和管制的干预，收入分配将由下述市场因素决定：无形资产和金融财产的拥有，人力资本的拥有程度，社会安排和规则（比如，是否人们倾向于与财富和教育背景类似的人结婚，存在的等级制度等），个人才能，过去的政府政策。除此以外，固有的社会传统和规则以及以个人为基础的随机变量都将发挥作用。这首先包括技能和智力的分配，其次是非传统和市场导向经济中的运气或随机因素。市场经济中个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娱乐、体育、经济和金融活动等）也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4.要素禀赋和开放程度。布吉侬（Bour guignon）和莫里斯（Morrison）的研究认为，要素禀赋可以解释国家间收入分配差距的60%。但是爱德华（Edwards）的研究却没有发现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现在关于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大部分实证研究都表明，随着贸易开放，发展中国家近几年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卡茨（Katz）、拉吾曼（Loveman）和布兰奇福劳（Blanchflower）发现，要素相对供给的变化可以解释跨国、跨时间的相对工资差距。斯皮力姆波古（Spilimbergo）等人指出，收入分配和贸易开放对不平等的影响，依赖于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相对生产要素禀赋。他们的实证检验表明，在控制贸易效应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可以由相对要素禀赋得到很好的解释。贸易开放减少了资本稀缺国家的不平等，相反却加剧了劳动力稀缺国家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贸易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国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贸易保护恶化了收入分配。比如，布吉侬（Bourguignon）和莫里斯（Morrison）研究发现，保护主义的存在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收入不公平。安东尼（Antonio）等人指出，不平等和贸易开放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更自由的政府，贸易政策更为自由，再分配政策较少有关。另外，开放似乎对要素禀赋影响不平等的情况没有作用。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贸易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比如，伍德（Wood）认为，自由贸易导致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工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但是韩国和新加坡没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熟练工人供给迅速增加弥合了这种差距。因此在对该问题作出判断时，综合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是重要的。
　　
　　5.教育和人力资本。有很多研究显示，改善教育（包括健康）的分配对于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广泛的基础教育对于持续、公平增长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在很多贫困国家，基础教育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的识字率都很高，而非洲和印度等国家则较低，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制造业劳动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国家实施出口战略时，社会将更加公平。一旦跨越基础教育进入初高等教育，不平等也随之增加。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和技能是不公平分配的。因此，人力资本对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该理论认为，越是公平的社会发展越快，因为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有效的过程。罗伯特（Roberto）指出，增长和税前收入的改变影响教育投资，后者直接决定投资者收益，而且其他因素间接通过产出的外部性来受益，伍迪德（Oded）等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五、制度对调整初次分配具有重要作用
　　
　　1.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区，制度对调整初次分配非常重要。在中欧和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市场制度比较先进，因此通过再分配财政政策的良好设计可以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通过旨在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和边缘群体提供技能培训的政策（增强收入获取能力）可以改进收入分配。对欧盟来说，还可以通过提供减少地区差距和继续经济社会改革的机制来改善收入分配情况。但相对来说，独联体地区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更加复杂，它们的不平等与失败的政府政策特别是转型早期反对权力利益改革的失败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必须与政治改革和出台促进政府负责任的制度相联系。经济方面的政策首先是减少过多的管制、审批和其他的市场扭曲，改正间接信贷和金融部门政策，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同时，独联体地区政府需要更加直接关注收入分配，通过政策增加底层社会成员的收入，比如反歧视政策和法律等。
　　
　　2.制度对市场机制完善国家的初次分配同样重要。弗兰克（Frank）指出，除市场力量以外，由政府组织的工会、最低工资、税收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市场运行都具有影响力。美国1940年到1970年，一般家庭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吻合很好，这并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得到很多制度的帮忙。1975年之后，在市场力量推进更大的不平等时，美国放弃了一个适度的规则，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迪纳多（DiNardo）、福尔廷（Fort in）和勒米厄（Lemieux）的研究也指出，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下降，使得工资不平等情况变得严重。
　　
　　3.最低收入制度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国外研究中，部分学者将最低收入制度作为再分配的内容。但从最低收入制度实施的结果来看，它影响的是居民的工资收入，即初次分配。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对减少贫困有帮助，从而在国外常常作为调节收入的一种工具。如果享受最低工资的工人大部分是穷人，而且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将会有效提高工人收入，那么更高的最低工资将会减少贫困。本杰明（Benjamin）指出，虽然最贫困的家庭并非是最低工资获得者，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收入，但是超过40%的最低收入获得者来自低收入家庭。尼克（Nicole）等人推测认为，加拿大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在未来由于两个原因将会增强。第一，从 1993年开始，随着政府减少预算赤字的努力，其他转移项目有了实质性的削减。第二，工作福利制正成为许多地方社会救助项目中不断增加的重要部分。这些项目增加了个人获取最低工资的人数，最低工资的再分配效应将进一步加强。
　　
　　六、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国别差异的原因
　　
　　1.再分配的作用。对于再分配对收入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学者们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安东尼（Antonio）等人指出，为了决定消费能力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政府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税收支出以及其他管制政策进行干预。这些公共政策对于收入分配影响很大，主要是通过税收和社会支出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获取收入的机会、人力资本和制度等间接地对教育和人力资本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作用。索尼娅（Sonja）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的累进程度和整体税负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转移的再分配和减贫的效果要比累进税制更为重要，因此，综合考虑税收和转移体系是重要的。另外，她也指出，一些税收变量对人们的幸福度有正面影响。这表明，一个高的税负并不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具有负面影响。弗兰克（Frank）也指出，税收制度对于收入分配，从而对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柳京俊（Gyeongjoon Yoo）也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有着正面影响。
　　
　　2.国家间再分配力度差别的原因解释。不同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力度有所区别，比如欧盟、美国和苏格兰之间就存在较大的差别。欧盟对于再分配的重视要高于美国和苏格兰，而美国对再分配的重视程度最低，从而美国的公共支出也相对最低。欧盟国家和苏格兰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福利，美国更多的是利用个人通过慈善的方式参与福利提供，弥补了这一差距。国家间再分配这种差别的存在是由经济、政治和行为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阿勒斯那（Alesina）认为，再分配政策的差别，可能的经济解释是税前收入分配的扭曲，税收的社会成本，中间投票者收入变化的预期，以及收入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然而，这些经济因素并不能解释美国和欧洲再分配政策所表现出的差异。因为美国的税前收入较欧洲矛盾更多，也更为扭曲，然而美国收入再分配却比欧盟更少一些。阿勒斯那等人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收入上升的期望”假设（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他们发现，那些预期未来有较高收入的美国人，不喜欢再分配。在欧洲，收入的上升速度比较慢，苏格兰介于二者之间，这导致了它们之间再分配的不同，但是苏格兰的公共支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可以看出，收入变动的可能性和平均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相反的联系。
　　
　　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阻止少数民族通过收入再分配获得政治力量。在国家层面，美国只需要多数人支持国会和总统，地方也以同样的理由反对收入再分配。从行为角度解释，冯（Fong）等人强调互利。冯等人认为，美国的选民不喜欢给穷人钱，他们认为穷人是懒惰的。糟糕的种族关系也是美国缺少福利的主要原因。相反，欧洲民众倾向于认为穷人是不幸的。而苏格兰的情况与美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