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贫困制度分析理论

点击量：649 2010-05-26 08:59:41 【大中小】【打印】【关闭】

邓小平的贫困制度分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和毛泽东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分析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具体说来，邓小平贫困与反贫困的制度分析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邓小平关于贫困根源的制度分析。邓小平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认为贫困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揭示了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反贫困任务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邓小平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方面的制度优越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指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富裕，不是指没有贫困，而是指社会主义能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提供较优越的制度条件，即制度优越性。邓小平认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贫困同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是不相容的。他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们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针对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需要，肯定发展生产力的优先地位，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既包含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和某些剥削现象合理性的承认，同时又提出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局限于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单纯强调共同富裕来反贫困的思想认识。
　　第二，邓小平关于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动力分析。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等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虽为我国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彻底消除贫困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消除贫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必须解决怎样消除贫困，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与此配套的方针政策。为此，邓小平指出：“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这样，邓小平就为正确理解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为我们制定科学可行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邓小平关于反贫困的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邓小平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万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而“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问题也没有保证。” “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因此，“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反贫困的步骤上，邓小平指出，反贫困和消灭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并提出了消灭贫困的“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1984年，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又不容易。”在反贫困的具体策略上，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终实现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在中国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经历先富的阶段，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认真考虑先富的政策。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1984年，他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中又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6年，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就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富，但这种富不是少数人富裕，“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
　　第四，邓小平关于反贫困制度创新主体的分析。邓小平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的后劲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由此可见，只有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才能加快提升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强调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增强贫困人口扶贫开发的自主性的同时，还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消除贫困应控制人口，把控制人口作为反贫困的一项主要策略。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的控制，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我们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消除贫困的成果，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抵消，所有的发展成果都将被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