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

点击量：534 2010-05-20 09:52:22 【大中小】【打印】【关闭】

　　最近社会出现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财富集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数据，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估计。但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财富分配来说中国会变成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财富集中的社会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拉美化”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把社会顶端的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底层的无政府状态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就会凸显出来。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世界史来看，从财富分布的角度，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很容易产生革命的形态。当然，这不是欧美历史上所经历的中产阶级革命，而是穷人对富人的恶性革命。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正因为这样，政党轮流执政，但各政党的政策则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就是说，从政党的政策来说，多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一党制的特色。同样，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甚至没有。
　　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民主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菲律宾、伊朗等等，因为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社会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为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的瘫痪和解体，最终往往要诉诸于军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运作往往表现为富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穷人不接受，穷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富人不接受。
　　中国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这种财富分布状况，一旦民主化来临，也很难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可以确切地说，情况会比所有这些国家还要糟糕。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不会民主化。但政治的激进化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民主化也往往不是人们计划的结果，很多突发和偶然的因素都可以促成民主化的发生。人们所能努力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政治变革和民主化和平地展开的社会结构环境。
　　中产阶级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培育中产阶级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很多概念例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等就是为了从政治和政策上论证中产阶级的合法合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也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怎么进行也很难来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家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量的资本流向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占有了如此高的资本比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其效率则非常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