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两词的来历及演变

点击量：602 2010-04-27 08:53:22 【大中小】【打印】【关闭】

　　众所周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被迫于1934年秋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目前，历史学家和大多数史著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称为“长征”。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长征”的，将其统一称之为“长征”有一个历史过程。
　　1934年10日，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开始时，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为此，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甚至为了宣传需要，红军总政治部还把红军的行动称之为“反攻”。到了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又统称为“西进”，使之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代名词。
　　1935年6月，为迎接红军第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的《红星报》于6月10日发表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将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同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亲自起草的给朱、毛、周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开始使用了“万里长征”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程的不断延长，“长征”的“万里”定语也不断增大。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同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二万余里长征”。由于会议内容传达范围很小，“长征”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天险腊子口，于9月18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说：“经过二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记日记的红一团团长邓华、红五团政委肖锋、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等人在以前的日记中从未用过“长征”的词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随后就在日记中开始使用“长征”这一新名词。正是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使“长征”一词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传播。
　　1936年8月，为扩大红军在国内外的影响，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长征记》，并于1937年2月编辑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使整个红军战略大转移被统称为“长征”的概念得到了全党全军进一步认同和广泛宣传。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外进步报刊也对红军长征做了不同程度的宣传。苏联在1936年初出版的《共产国际》发表了陈云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专题介绍了红军长征的部分英雄壮举。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真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该书后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同年7月，由夏丐尊、叶圣陶主编的《月报》也刊登了名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的文章，使红军长征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在国统区广大进步人士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更逐渐成为整个红军大转移的专门词语，为以后的国内外人士广泛接受和采用。
　　那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如前所说，有一些红军干部长征中一直坚持写日记，其中肖锋的日记记叙得最为完整详细，几乎一天都不少。其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俘虏缴获，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长征的总路程就是根据所有这些日记的路程记载，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
　　1935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路程的数字。他先后在吴起镇和甘泉县象鼻子湾发表讲话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毛泽东这一概念很快引起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重视，对毛泽东关于长征路程的提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1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明确地在《抗日救国宣言》中指出，曾经派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
　　人们所公认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由于当年各地红军分别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之中，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亦大不一样。据史料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整整两年中，先后离开原有根据地进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五支，依次分别从五个地区出发：
　　第一支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向赣东北转战，11月进入闽浙赣与红十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遭敌重兵包围在环玉山失败，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争，行程数千里；第二支是中央红军（后改为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第三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转战，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西延川的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多里；第五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后几经转战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由上可以看出，在整个红军长征约六万五千里的总行程中，“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路程，有的红军部队长征行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有的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如1935年8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第一次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编入左路军的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三过草地和雪山，其长征路程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朱德后来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也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去多走了一万里。”
　　随着推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渐渐成为人们对红军长征约定俗成的称谓。以至于后来人以为“长征”就是“二万五千里”，而且把“二万五千里”演变为人们追求真理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象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人类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和所铸造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的民族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