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成者，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宋以前的思想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全祖望论朱子之学，有“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言。钱穆先生说他不仅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亦可谓集中国儒学之大成，甚至可称之为集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成。他的思想不仅被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在中国社会乃至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具有相当影响。
朱熹思想中的许多理念，影响了我国宋元明清几百年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和社会风气，特别是他的“以德治国”思想，对维护封建社会统一，反对外来入侵，澄清吏治，革除弊政，清正廉明，安恤怃民，反贪祛欲，重教兴文，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朱熹一生的仕途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仁政爱民，以德治国的思想理论，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弘扬和光大。我觉得，朱熹的政治学说是丰富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政治主张是进步的，政治实践是民本的。
朱熹的德礼政刑治国方略
朱熹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又说：以德道民者,必以礼齐民。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
他提出“德礼政刑”的治国方略，他说的政是政策法令，这是为治之具。刑即刑法，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四字之中，德礼为本，政刑为末。而在德礼之中，德又为本，礼为末。他讲得德，就是以德治国的德。礼则是等级制度。德治的基础是教民，也就是把封建伦理道德教导老百姓，使他们自觉地拥护封建秩序，遵守国家法令
关于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
北宋王朝从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从纲纪伦常、道德风俗上进行整顿却不是一时能完成的。在与辽、西夏、金不断争战，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这方面更有恶化的趋势。因此，宋代许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
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他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抗金雪耻、理政恤民都是国之大事，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不正：“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又云：“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因此，必须端正人心。
当然，端正人心首先是正君心、正朝廷。他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公元一一六二年，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书建议三事：一是熟讲帝王之学，意诚心正；二是定修攘之计，收复失地；三是修明政事，任贤使能。“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他将帝王能否从内心端正和约束自己，看得比任何事都紧要！
自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至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他先后向宋孝宗、光宗、宁宗上封事六次，详陈经国方略，每次都无例外地将“正君心”置于首要地位。说到激动处，他甚至以自己的性命来担保：“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 钺之诛，以谢陛下！”
人们或许会问，朱熹为何把“正君心”看得如此重要？对此他有很明确的解释：“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因此他极推崇董仲舒的一句话：“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纲纪、化风俗。“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对于当时纲纪、风俗的败坏，朱熹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认为，由于纲纪坏，“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求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纲纪不振于上，风俗必颓弊于下：“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者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澈，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笔墨不多，但刻画得入骨三分。我们知道，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事业，重要原因就是想以它振纲纪、化风俗。
朱熹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上孝宗皇帝的《庚子应诏》封事里，朱熹认为“德治天下”的关键在君。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本”。他认为，帝王的心术是天下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好坏，风气的正邪，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因此，他提醒君王必须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作为臣子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格君心之非，使君心正，只有君的心正，政才能正，才能有仁义之心，去实行仁政。
朱熹认为，帝王施政必须“以德为本”。朱熹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是民归。又说“为政以德，不待作为，而天下规之，如众星拱北极也”《朱子语类卷２３》他非常强调“德”。“礼”是治国的根本，比政教、法度更加重要，道德教化可以从根本上使人从善，而刑罚仅是控制人不许从恶，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治好国家，就必须做好道德教育工作，净化人们的灵魂，使人们自觉遵守伦理纲常，他认为，仁政也不可无法治，而且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驰，必须反之以严，岂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
朱熹同时强调，统治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到“正人先正己”。他将孔子“为正以德”的“政”解释为”“正”。就是要去“私欲”才能“正心”，才能治国平天下。他指出，为政的根本是“德治”，民是根本，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朱熹生活在动乱的南宋时代，他的“为政以德”，就是要当政者“不生事扰民，而要“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民养民，轻徭薄赋”。
恤民与保民
朱熹对农民的主要态度，不是“麻痹”、“镇压”，而是“恤民”。
孝宗淳熙七年（1180），朱熹应诏上封事，详陈南康军百姓的实际处境：南康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畅，水源乾浅，易得枯涸。人民稀少，谷贱伤农，固已为贫国矣！而其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陪贴输官。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幸遇丰年，则贱粜禾谷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视其田庐，无异逆旅之舍。盖出郊而四望，则荒畴败屋在处有之！
他认为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是当时的二税尽入朝廷以供军需，州县则别作名色，巧取于民，结果赋重民贫。他大声疾呼：“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恤民思想在朱熹的政治学说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力主建“社仓”，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粮食问题；“正经界”核实田亩，纠正田税不均的现象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朱熹为何如此强调“恤民”呢？他的解释是：“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朱熹认为，地方官保护善良百姓，是应尽的职责。朱熹知南康军时，有跃马于市者，踏伤一小儿，将死。熹命吏人将肇事者送衙门处罚，不久吏人禀报，已如法拷治。他初信不疑，但一亲察，见其人冠履俨然，并未经拷掠，因此大怒，重讯犯人并将吏人仗脊后罢逐。这时有熟人前来说情：“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朱熹答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去之地，保祐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邪？”
要保民恤民，就得为老百姓申冤，就得有敢于向豪强恶霸斗争的勇气。朱熹是有这个勇气的。绍熙五年七月，光宗内禅，朱熹得赵汝愚密报，抢在宁宗登极大赦令到来之前，在潭州杀掉一批欺凌百姓的重犯。
所以他极为称道《西铭》中的一句名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朱熹的“保民恤民”，实际上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当然，“恤民”也罢，“保民”也罢，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农业生产得以继续，保证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除了“恤民”之外，他还强调“教民”，对于农民起义，对于“盗贼”，主张毫不容情地镇压。不过，对于儒家重民思想的历史作用，我们是不能一概抹煞的。
朱熹对抗金雪耻的态度
①、在民族矛盾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朱熹一直坚决主张抗金。他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
②、对于卖身求荣、残害忠良的秦桧，朱熹表现了切齿痛恨。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他移文毁永嘉秦桧祠，词语慷慨激愤：“故相秦桧归自金庭，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杰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谄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
③、希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他的门生忆称：“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熹还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因此，朱熹和陈亮、陆游的立场、感情一样，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三人之间，还互有诗文唱酬。
④、在抗金雪耻的具体方略上，朱熹认为应根据形势采取对策。如他说，北宋时国力强盛，求和是错误的：“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孝宗继位之初，他应诏上封事，积极主张北伐。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宋的虚弱，他转而认为不可贸然出兵，而是应先自强，后北伐：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不曾练得，财又不管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
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为恢复失土做准备的。这种方略见解的变化，不能视为对金态度的变化。后来韩侂胄就冒然北伐，结果大败，证明朱熹的主张是正确的。
朱熹以德治国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总之，朱熹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关系重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长，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活局面”。这和朱熹的“以德治国”不谋而合。人类要不是不讲道德，不讲理性，人类所居住地环境就会恶化，就会被破坏成原始的混沌状态，就不能“赞天地之化育”就不可能对世界怀有感恩，今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上许多超级大国，出于本国的利益，不断进行核试验，如果那一天人类失去理性，失去人道的原则，就可以毁灭自己，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就像朱熹所说的“一齐打和、混沌一番”，世界将重新处于史前状态，其前景的悲惨将无法估计。
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深刻的影响，千百年来已深深沉淀于国民的心底，是“以德治国”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但也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党中央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就是要以儒家理学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淘金去沙，去伪存真、扬弃糟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依法治国为依据的、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民族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道德规范和基础。（摘自：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