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朱熹继承了孔子德刑并举，以德为重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为政以刑”的为政主张。朱熹对德治做了这样的概括：修德感人；无为而治；养民为本；德与礼互补。朱熹认为人性是善的，因其善就应先以德感化人，再以礼去齐一受感化而深浅厚薄的不同；礼齐一人而人不服从，以至有违犯礼的，就需要立个法制禁令；若不服从法制禁令而有违法犯法，便以刑罚使之齐一。

　　任何社会都需要营造一个安定的局面，为保证安定就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道德的措施互相协调、配合，也需要政权机构，包括军队、监狱、法庭以及各种法制禁令等等的支持和保证。这就是使用礼法刑政治国的根据。西周时，周公等在追究天为什么降丧于殷时，讲了两方面原因：一是殷王只图淫逸享乐，不顾上天旨意；二是暴虐百姓，不事敬德。鉴于此，周公谆谆告诫周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要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这蕴涵着德治思想的资始。周公在总结夏、商无德而亡的教训时，提出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问题。孔子绍承周公思想，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主张，这里虽德礼与政刑并举，德治与法治对偶，但仍以德礼为重。宋代大儒朱熹继承了孔子德刑并举，以德为重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为政以刑”的为政主张。

　　朱熹对孔子的“德治”思想做了这样的诠释：“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为政》，《论语集注》卷一）政是指“法制禁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刑是辅助治理的方法。德礼是所以有这种治理工具和方法的根本，是政刑的所以然。这是因为“政刑能使民远罪”而无羞耻之心，德礼可以“使民日迁善”，不仅遵法，而且有羞耻心。德礼与政刑互相依存，相互终始，互补互济，不离不杂。

　　朱熹把政刑的所以然之故归结为德礼，这是传统儒家的理念。他认为，德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理性或善心。从字源学上说，“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如为孝是心中得这个孝，为仁是心中得这个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朱子语类》卷23）。礼是指“制度品节”。为孝为仁作为道德良心，是得于心的德；礼是以孝仁为指导的

　　外在表现。德与礼的内外结合而贯通为德政。

　　作为“德礼”的德治与作为“政刑”的法治，两者的性质、内涵、功能、作用都有差别。朱熹对德治做了这样的概括：

　　第一，修德感人。朱熹说：“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诀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卷23）它蕴涵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为政者正人之不正，是因为为政者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同上）。二是“躬行其实，以为民先”，以自己榜样的力量去带动百姓。由此类推，宜“家人而后可教国人”，宜兄弟而后可教国人。先身率人，修德感化，即以自己模范的道德行为，去教育、感化天下百姓。

　　第二，无为而治。朱熹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论语集注》卷1）所谓“无为”，是指“只是不生事扰民”（《朱子语类》卷23）。道家老子讲“无为”，儒家亦讲“无为”，两家无为的方法和价值导向有异。他解释说：“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正己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同上）朱熹的解释虽不符合老子的原意，但相对于儒家无为实为有为来说，是有差别的。在价值导向上，儒家无为是任人为，道家无为是任自然；儒家无为是不生事扰民，道家的无为是“无不为”。“生事扰民”，必误农时，破坏生产和安定，必导致动乱。

　　第三，养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基础是“爱民”。朱熹说：“契勘本军管内久阙雨泽，祈祷未应，田禾已有千损去处……况朝廷爱民如子，闻此灾伤，非晚必有存恤指挥。”（《劝谕救荒》，《朱文公文集》卷99）“爱民如子”，在君主专制社会里，君应为民着想，从民出发。比如国家要“理财以养民为本”（《朱子语类》卷108），即国家财政经济制度、政策、赋税等，应以养育人民为根本；国家的紧急任务，以“爱养民力”为务，限制徭役，应“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之中”，“认百姓是自家百姓”（同上），要爱护自家人一样爱护百姓。特别当“民力之未裕”时，更应克去私心，以“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同上）。

　　第四，德与礼互补。朱熹对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解释说：“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为政》，《论语集注》卷1）所谓“浅深厚薄”不一，是指修德而感化人的时候，由于各人的资质、资禀的不同，修德感化人的程度也有深浅厚薄之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观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浅而薄者，须有礼以齐之。则民将视吾之礼，必耻于不善而至于善矣”（《朱子语类》卷23）。观感得深厚固然为善，观感得浅薄需辅之礼的制约，使之善。德与礼的价值目标，是达到善的境界。德是自身上做出去的道德自觉心，使心由向慕善而至善；礼是外在典章制度仪式和分别尊卑大小之规矩，使人遵守此仪式和规矩而不逾越。

　　朱熹在解释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时说：“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为政》，《论语集注》卷1）应先引导人民遵守国家法制禁令，若犯法，便以刑罚齐之。政刑只能使人民畏惧刑政而不去犯法制禁令，并没有去掉为恶不善的意识，亦没有道德自觉，况且还存在有些人铤而走险而不畏惧的问题。有人对政刑的功能存疑，只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强者革”，朱熹回答说：“若专政刑，不独是弱者怕，强者也会怕。到得有德礼时，非独使强者革，弱者也会革。”（《朱子语类》卷23）这里，朱熹陈述了政刑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普遍起作用。但他同时认为，不可专用刑政，德礼与刑政应当兼施并用。

　　朱熹进一步探讨了“为政以德”与“为政以刑”，即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因其善就应先以德感化人，再以礼去齐一受感化而深浅厚薄的不同；礼齐一人而人不服从，以至有违犯礼的，就需要立个法制禁令；若不服从法制禁令而有违法犯法，便以刑罚使之齐一。他说：“这德字只是适来说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气质有浅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齐一，必有礼以齐之……齐之不从，则刑不可废。”（《朱子语类》卷23）为政以德，即以德治为主，以刑为辅；以德为先，以刑为后；礼而不齐，刑齐之，刑以补德礼之不齐；无德礼而专持政刑不可，专讲德礼而无政刑，社会也就无序。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同上），“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者，意则甚善”（《论语或问》卷2）。“刑政”蕴涵在“德礼”之中；无“刑政”，“德礼”亦做不得，只有德刑，即德治与法治兼施并用，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