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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经验与启示

更新时间: 2018-12-17 08:38:07 点击:

 

  “吏者,官者,管也”。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治乱的规律表明: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吏若廉平,自然则治道兴。中国古代在不同的时期对选用官吏的原则和方式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如果说“举贤任能”是古代吏治的组织路线的话,那么“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为政以德”则是古代官吏施政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历代君主都深知,“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一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的道理。从先秦开始,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方面来考虑问题了,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备”“才德兼优”“德行为首”“以德为本”等概念。宋代对于德才标准的认识,特别是对德、才二者关系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和辩证,其中尤以司马光的论述为最佳。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才”作依托,“德”才能发扬光大;有“德”作统帅,“才”不至于走邪路。司马光又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

  在厘清了“德”与“才”的辩证关系后,还存在着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任用人才的问题。清代乾隆皇帝曾令群臣轮流到御前回答有关治国方略的问题。云南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回答时说:“以臣愚见,要想使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比慎选总督、巡抚更重要的了……督抚之中有贤者也有能者,其中既有贤德又有才能者属于上等,有贤德而才能不足者次之,才能有余而贤德不足者又次之。”从曹一士的陈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首先,他所说的这三等人都在可用之列,上等的德才俱优,自然要加以重用;二等的德好而才不足;三等的才好而德不足。他们与“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者大不相同,因而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在使用中要明白谁先谁后,合理安排,并教育他们注意弥补自己的不足,逐步锻炼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其次,要注意对这三类人才的排序,关键是把“德好而才不足者”排在“才好而德不足者”之前,这是有讲究的,完全体现了“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选贤进能 公正持衡

  公道正派是选人用人的核心要义。清雍正四年,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御书“公正持衡”四个大字作为匾额赐给吏部。“持衡”就是保持公平,“公正持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正公平”的意思。雍正帝认为,作为全国官吏主管部门的吏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公正公平。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雍正帝自己的认识,而是他积累了历史上的经验之谈。

  三国时有个叫毛玠的人,年轻时在县里当吏员,以清廉公正闻名,后辗转到了曹操手下做事。曹操任司空和丞相时,毛玠曾担任东曹掾,与崔琰一起主管选拔人才的事。他所选拔的人,都是清廉正直的人。有些虽在当时负有盛名但行为与实际不符的人,始终没有机会被选拔。当时曹丕是五官中郎将,曾亲自拜访毛玠,嘱托毛玠提拔他的一个亲信。毛玠回答说:“老臣我以能够忠于职守,才侥幸没有犯错误。您今天所说的这个人不在提升之列,所以我不敢照您的意思办。”

  西晋开国元勋羊祜是个文武双全且有大德之人,深受晋武帝司马炎器重,但他在朝中谨言慎行,从不滥用荐举权,每次举荐事后,他都会把手稿烧掉。在他举荐下提拔起来的人,都不知道举荐者是谁。羊祜病危时,曾向晋武帝推荐杜预接替自己。晋武帝问他:“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于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羊祜回答:“荐贤引能,乃人臣本务。拜爵公朝,谢恩私室,臣所不取也。”说完就去世了。在羊祜看来,向国家举荐贤能是职守所当为,尤须公事公办,借此让被荐者感恩戴德,答谢私人,使公权沦为私器,有违立国之本。这就不仅是保守机密的需要,还涉及推荐选拔人才机制的纯洁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秉持“荐举恐其人闻知”这一为官守则,能够有效地防止荐举者和被荐举者互相利用,形成朋党。羊祜因为荐贤出以公心,所以在不结朋党方面无懈可击,被后世奉为楷模。

  求才贵广 野无遗贤

  “野无遗贤”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思想。古人认为:朝野上下,闹市僻壤,皆有贤才,就看用人者有没有识才慧眼,有没有用贤之诚。意思就是说,广泛搜求人才首先视野要广,不论出身,不分贵贱,广泛搜求。不管是住在繁华都市,还是住在穷乡僻壤,只要确有真才实学,能够济世安民,就要千方百计礼聘出山,加以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广开贤进之路,不拘一格降人才,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

  汉高祖刘邦在战胜项羽平定天下后,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由皇帝颁发的《求贤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切中要害地讲明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根本道理。

  两汉后,凡有作为的君主都非常重视广泛招揽人才。现在我们回望唐太宗的统治集团,仍然受到一种震撼: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生机勃勃,龙腾虎跃。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生动局面,从根本上得益于唐太宗的先进用人理念和开明用人政策,英雄不问来路,用人不拘一格,敢用、善用各种人才。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第三》中,列举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八位宰辅重臣,都是国家栋梁。魏征、王珪曾是隐太子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李靖、李勣则是隋炀帝、李密旧部,马周出自家臣,岑文本起自布衣,但李世民照样对他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宏大气魄。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位后,下诏“征天下贤才为守令”“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指示有关部门“以礼聘致贤士”选人。他把招贤纳士作为聘任官吏的重要渠道,不分种族,皆以才为举,明确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才能的,也同样重用。曾有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最多一次达3700多人。

  人事相宜 各得其所

  选人用人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到依事择人、人岗相适,并非易事。用人应该弃人之短,用人之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张用人所长,有时还考虑更细,根据职务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作风相合、性情相符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

  北宋真宗时,秦州是边远地区,曹玮在知州这个职位上任职时间很久了,多次请求替换。真宗问宰相王旦谁可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真宗于是就任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朝廷众官议论纷纷,都说李及虽然谨慎、厚道,品行可靠,但不是戍守边境之才,接替曹玮将“不胜其任”。王旦听到大家的议论也不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从边境传来了赞扬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说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这才说出了他推荐任用李及的考虑:“曹玮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对他惧怕而顺服。对于边境事务,曹玮都已妥当处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别人去接替曹玮,必然为了表现自己聪明能干,对曹玮的章法多所变更,从而破坏了曹玮多年治边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之所以举用李及,只是因为李及稳重厚道,一定会严格遵守曹玮的规矩和处理方式而已。”听者叹服不已。

  元世祖年间,谋臣刘秉忠在上书中说:“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好像高明的木匠用材,根据木材的粗细长短,按照尺寸画线施工”,“用人做到人尽其才,则是成功之道”。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也曾向朱元璋建议说:“您想要任用贤人,就应当使人如器,只有做到避短用长,才会取得功效从而有利于国家大事。”他们讲的都是一个道理:要做好国家大事,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只有坚持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才会成功。

  志不求易 事不避难

  有无担当的勇气,是中国古代考核官员政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历朝历代都倡导官员要“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意谓有志者不追求常人所能做的容易事,而是遇到难事不回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视为自己的职责所在,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不讲任何条件和价钱,做到“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倘若为官怕事躲事、敷衍塞责,当为不为,其一生都该感到羞耻;只有克尽厥职,视死如归,才显爱国之心。

  东汉年间,张掖郡遭遇饥荒,百姓断粮,奸商趁机哄抬粮价,每石粮价居然高达数千钱。时任张掖太守第五访毅然决定开仓放赈,以解饥民燃眉之急。然而,主管粮仓的官吏,害怕受到朝廷的责问,不愿承担责任,提出是否先上报朝廷,请皇帝御批之后,再行放赈之事。第五访肃然说道:“如果坐等朝廷批准,这些百姓还能活下来吗?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来救助他们!”于是,第五访边向朝廷报告,边下令打开粮仓放赈,使全郡人得以渡过饥荒。朝廷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将其问罪,反而通令嘉奖。因为第五访的作为是急民之所急,与对朝廷的忠诚是一致的。

  金朝时期,朝廷为了加强边防,向同州征收十万支箭,并要求用雕羽做箭尾。由于需求量大,同州境内雕羽价格顿时暴涨,百姓负担更加沉重。观察判官张彀忧心百姓负担,便与节度使商量:“箭是消耗品,用什么羽毛不可以?”节度使苦笑道:“这是朝廷的规定,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如果要更改,也得向朝廷请示。”“同州离京师二千里,一来一回时间耽搁太长。”张彀略作思索,便毅然地说道:“就由我做主,万一朝廷怪罪,一切由我承担。”于是,张彀下令,同州境内制作箭只不再用雕羽。后来,朝廷非但未追究其罪责,反而推广了张彀的做法,大大节约了国家军备费用。面对劳民伤财的旧机制,张彀为减轻百姓负担而锐意改革,即使葬送自己的前途命运也毫不动摇。

  研究历史,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地了解历史,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治世的吏治实践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注定了其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性,所以还须做到摒弃糟粕、吸取精华。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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